證券日報
昌校宇
2025-12-17 10:00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將于2026年1月1日起實施，其中 "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 引發(fā)社會廣泛熱議與激烈討論。
第一百三十六條規(guī)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這意味著因吸食毒品、強制猥褻、嫖娼等違法行為而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對此，輿論的不滿情緒持續(xù)發(fā)酵，質疑聲浪居高不下。有觀點認為封存記錄相當于變相 "隱藏前科"；還有聲音擔憂“封存”可能淪為某些人的"保護傘"。
針對輿論焦點，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員、人權法與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趙宏接受了界面新聞專訪，逐一澄清認知誤區(qū)。正如她所說，封存制度設計的初衷之一，就是避免將輕微違法者推向社會對立面 —— 如果一個人僅因一次小錯就被終身剝奪就業(yè)機會，失去生存出路，反而可能成為社會安全的隱患。封存制度通過保留其正常生存發(fā)展的權利，讓其能夠重新融入社會，這本身也是對公共安全的保障。
界面新聞：近期輿論爭議背后，很多人混淆了“治安違法與刑事犯罪”“封存與銷毀” 的邊界，能具體介紹一下其中的差別嗎？
趙宏：當前大家對吸毒者記錄封存的爭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把吸毒者等同于犯罪分子，這就涉及到治安違法與刑事犯罪兩個概念的混淆，吸毒在法律上只是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在法律性質、危害程度、懲戒依據上存在本質區(qū)別。
刑事犯罪是由《刑法》規(guī)定、通過《刑事訴訟法》追訴的嚴重違法行為，比如殺人、放火、搶劫、強奸、販毒等，這類行為社會危害性極大，懲戒方式包括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相關記錄會終身留存且嚴格管控。而治安違法是情節(jié)輕微、尚未構成犯罪的行政違法行為，比如簡單打架斗毆、普通賭博、違規(guī)升放無人機，以及單純的吸食毒品行為等，其社會危害性遠低于刑事犯罪，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方式僅為行政拘留（最高15日）或罰款。
再看 “封存” 與 “銷毀” 的區(qū)別：封存絕對不等于銷毀。銷毀意味著記錄徹底消失、不復存在，但封存的核心是 “隔離公安內部記錄與外部查詢”—— 記錄依然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統內部，并未消除，只是嚴格限制對外公開和非法定情形的查詢。這種設計的初衷，是避免違法記錄被隨意披露，進而侵犯個人隱私權，或導致當事人在就業(yè)、升學等方面遭遇不合理的資格限制。
公眾無需擔心 “封存后公安機關就無法管控”：以吸毒人員為例，即便記錄封存，公安機關仍會依據《禁毒法》的規(guī)定，對其開展后續(xù)矯正、定期回訪等管控措施，不會因為記錄封存就失去監(jiān)管，這與 “銷毀記錄” 帶來的監(jiān)管真空完全是兩回事。
界面新聞：公眾對吸毒、猥褻等特殊違法行為記錄的封存尤為抵觸，認為封存后可能剝奪公眾知情權，尤其在教育、醫(yī)療等敏感行業(yè)，若缺乏明確例外查詢機制，可能埋下安全隱患，法律應如何平衡 “個體權利保障” 與 “公共安全”？是否需要建立差異化封存機制，劃分 “輕微違法” 與 “高風險違法” 的邊界？
趙宏：關于 “封存后是否剝奪公眾知情權、埋下安全隱患” 的擔憂，其實現有法律體系已經設置了較為完善的防線。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guī)定，曾有對未成年人猥褻、虐待、拐賣等違法犯罪記錄的，終身不得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職業(yè)；《娛樂場所管理條例》也明確，有吸毒史的人員不得從事娛樂行業(yè)相關工作。這些法律、行政法規(guī)已經為敏感行業(yè)劃定了 “從業(yè)禁止” 紅線，而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并不排斥這些法定查詢需求 —— 只有法律明確規(guī)定 “某類違法人員不得從事某職業(yè)” 時，用人單位才有合法依據要求查詢，當事人也需配合提供相關證明，這完全不會影響敏感行業(yè)的安全準入監(jiān)管。
所謂的個體權利保障和公共安全，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問題，不能為了追求 “絕對的公共安全” 就徹底犧牲他人的權利，這是法律應該堅守的一個底線。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若為了所謂 “絕對安全”，就剝奪所有違法者改過自新的機會，甚至采取極端懲戒手段，既不符合人性，也違背現代法治理念 —— 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法律的價值不僅在于懲戒，更在于引導犯錯者回歸社會。
還要特別說明的是，公眾關心的 “能否查詢男友嫖娼記錄”“能否查詢鄰居吸毒記錄” 等問題，即便沒有封存制度，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guī)定，個人也無權隨意查詢他人的違法記錄，這類信息本身就受法律保護，并非公眾可隨意獲取的 “知情權” 范疇。
關于 “是否需要建立差異化封存機制”，我的觀點是無需建立。因為所有治安違法行為的本質都是 “情節(jié)輕微、尚未構成犯罪”，不存在 “輕微違法” 與 “高風險違法” 的層級劃分空間。真正需要差異化設計的是 “查詢機制”：法律會根據職業(yè)與違法行為的 “實質性關聯程度”，從事職業(yè)所面對的人群是否具有脆弱性，明確哪些行業(yè)、哪些情形下可以查詢 —— 比如中小學教師崗位與 “猥褻未成年人” 違法記錄直接相關，就允許查詢；而普通職業(yè)與輕微打架斗毆記錄無關聯，就不允許隨意查詢。這種 “統一封存、差異化查詢” 的設計，既保障了制度的平等性，又能精準防控風險。
界面新聞：很多人關心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后，“違法者能否考公考編”，具體哪些單位應具備查詢記錄權限？
趙宏：這個問題的核心答案很明確：因為考公考編屬于國家機關招錄，我國有著嚴格的政審制度，無論是刑事犯罪記錄還是治安違法記錄，都是政審的重要考察內容，政審環(huán)節(jié)會依法查詢相關記錄，封存制度并不影響政審的正常進行。
事實上，當前有治安違法記錄的群體，他們爭取的并非考公考編這類核心崗位的準入權，而是從事普通社會職業(yè)、正常生存發(fā)展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應因一次輕微違法就被終身剝奪。
關于查詢權限的劃分，核心原則是 “法定授權”：只有兩類主體、在兩種情形下可以查詢封存記錄：一是 “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比如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時，可查詢當事人既往治安違法記錄作為參考；二是 “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guī)定查詢”，這里的 “國家規(guī)定” 必須是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明確要求，比如《幼兒園工作規(guī)程》《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對特定崗位作出 “無吸毒記錄”“無猥褻記錄” 等要求的，相關用人單位才可依法查詢。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查詢單位必須履行嚴格的保密義務，不得將查詢到的封存記錄泄露給無關第三方，否則將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guī)定承擔法律責任，這既是對當事人權利的保護，也是對查詢權限的約束。
界面新聞：有觀點認為，過去 "一次違法、終身可查" 的機制強化了治安處罰的懲戒效果，有助于形成 "不敢違法" 的社會氛圍，治安違法記錄封存會削弱對潛在違法者的心理威懾，你如何看待？
趙宏：所謂的“一次違法，終身可查”，實際上是就是給這個人刻上了一個劣跡的標簽，和古代在違法者額頭上刻字，來震懾公眾防止違法的治理思路相似。這種處置方式，實際上是把個人作為了一個國家治理的工具，沒有把個人的尊嚴放在這個法治的首位，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
正如我反復強調，很多治安違法行為的主觀惡性極小，比如違規(guī)升放孔明燈、誤拿他人快遞等，這類行為的當事人并非 “惡性違法者”，若因一次無心之失就被終身標注，那是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會有被標注的可能呢？如果用震懾的方式去恐嚇潛在的違法者，那么每個人都生活在這種恐怖當中，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良性的社會。
封存制度設計的初衷之一，就是避免將輕微違法者推向社會對立面 —— 如果一個人僅因一次小錯就被終身剝奪就業(yè)機會，失去生存出路，反而可能成為社會安全的隱患。封存制度通過保留其正常生存發(fā)展的權利，讓其能夠重新融入社會，這本身也是對公共安全的保障。
界面新聞：輿論還存在對制度 “選擇性適用” 的擔憂，這樣的擔憂有必要嗎？是否需要通過細則明確適用標準，確保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趙宏：所謂封存就是整體封存，沒有什么“選擇性適用”，這里面也沒有所謂的特權階級的問題。所有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記錄，不分當事人的身份、地位、職業(yè)，不分違法類型，一律予以封存，不存在 “特權群體例外”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公安部尚未出臺《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記錄封存相關的細則，但我們可以參考《犯罪記錄查詢的相關規(guī)定》《刑事訴訟法》等對犯罪記錄查詢的規(guī)定，其中明確體現了"全部封存，限制查詢"的基本原則。
界面新聞：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在推動我國現代法治文明建設方面蘊含著怎樣的深遠意義？
趙宏：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本質上標志著我國的治理理念正轉向避免處罰過度給當事人帶來額外損害。這項制度蘊含著深刻的法治進步意義，更能惠及每一位普通人 —— 即便我們因一時疏忽、無心之失觸碰了治安違法紅線，在依法接受處罰后，相關記錄會被封存，不會被隨意查詢或披露。
我們早已從古代社會邁入現代法治文明，沒必要再沿用 “標注違法者” 這種類似古代黥刑的野蠻治理模式 —— 將人終身釘在 “過錯標簽” 上，既不符合人性尊嚴，也違背現代治理邏輯。如今法治文明已發(fā)展到新的高度，公眾的觀念也應隨之更新：不應想當然地認為 “自己永遠不會違法”，更不能僅出于安全的片面考量，就否定“容錯”的價值。
封存制度不是對違法的縱容，而是在堅守 “違法必受罰” 底線的前提下，提供改過自新的機會，彰顯著現代法治的溫度與包容。
